侠是在有所为与有所不为间作明辨大是大非的抉择 温瑞安
以前我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兴趣，写作对我而言是一种娱乐。世间有多少人能当工作是享受，做自己有兴趣的事？想来我真幸福，从八岁开始发表第一首诗起，五十年来如是，其他的事都是馀绪。
可是，撰写武侠小说却增添了一种意义，那就是“信念”。我相信“侠义”。人间也有侠。我无意要考据、引述什么经典、古籍中对“侠”或“侠士”的阐释，因为严酷的法制约束和腐迂的儒家文化压抑曲解下，“侠”的真正意义已完全变质。侠变得一点也不可爱了，侠变成了暴力、血腥、庸俗与浮夸、流氓与性结合。
这是可悲的。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沒有了侠情，就失去了虎虎生风、霍霍有力、充滿原创性的生命力，而任何一个社会没有了侠行，就为腐败、卑鄙、虚伪与机诈所盘踞。侠的存在本来是为了要激浊扬清，侠的活力是要化腐朽为神奇，侠是大时代里的志士，小社会中的仁人。对侠或扬或抑，那是古代之儒者的说法，也是今之学者的解读。我心目中的侠只是“在有所为与有所不为间作明辨大是大非的抉择”、“侠是伟大与同情的结合”、“侠是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……”诸般意义，如此而已，如是奉行。
侠不是好勇斗狠，不是不择手段，不是比武决斗，不是罔顾法纪，更不是个人英雄。侠是优雅美学，是打抱不平，是伸张正义，是悠然出世，也可以浩然入世。“侠”不仅见存于古代，而且也一样极需于现今,“他”可以是本着良知的记者、医生、律师、店员、教师、工友、商人、路人、艺人、编辑甚至性工作者和微博控，乃至屠夫。侠，根本就是民间。侠，一直都活在人民心里。
尽管我一向都认为武侠可以与文学结合，正如诗与剑交融时能自放光华，也认为通俗决非庸俗，是一种不俗，一种美德，虽然伟大的不一定能流行(通俗)，但极伟大的必然流行(通俗)———姑毋论是谁的大作，只怕都流行不过唐诗、宋词、水浒、三国、红楼、西游吧？他们都“流行”了千百年了,而且都极通俗，不是能琅琅上口发人深省就是文笔流丽曲折离奇。我的小说从来不企求有学问的“大人先生”们缪夸高誉，只求写给跟我一般的“平民百姓”看。有时候，我在香港地铁车內、大马巴上站上，或者穷乡僻壤一灯如豆的土墙窗边看见有人聚精会神在读我的小说，我一面感到汗颜惶悚，一面又无比兴悦自豪———这感觉要远比任何有识之士予以片言高论来得更振奋吾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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